面對這樣的問題，當事人該如何回答？

作家鍾怡雯在〈神話不再〉一文中指出楊邦尼憑〈毒藥〉一文得獎引人竇疑之處，認為散文該是以紀實為最高準則，否則就是靠謊言奪得首獎。其後楊邦尼的回應幫助讀者們了解／還原當時現況，他接到主辦單位的電話，主辦單位詢問〈毒藥〉一文中的當事人是否為他自身的寫照。

首先，〈毒藥〉一文中的當事人是愛滋患者，主辦單位的詢問等同直接問楊邦尼：「你是否為愛滋患者？」一個人有甚麼疾病都是他個人的隱私，主辦單位憑甚麼探問他人的隱私－－鍾怡雯在〈神話不再〉一文中提到：兩年前的事，不吐不快。某報的散文決審，其中兩篇題材特殊的自傳體散文有『虛構』之疑。四位評審各執一辭，於是主辦單位決定單刀直入，當下去電詢問兩位作者所寫是否『屬實』

由此可見，該次文學獎的評審無能定奪入圍決選作品的高下優劣，所以主辦單位出馬去電詢問作者們文章的真實性。一個文學獎可否將文章的真實性視為評選參賽作品好壞的標準之一？我相信這有許多討論的空間，但至少在該次文學獎的評選辦法／規則裡是沒有明列這條標準的。再由鍾的說詞來看，這條標準也是因為評審選不出首獎才狗急跳牆想出的下下策，該屆文學獎的散文決選自此突然豬羊變色，比的不是文學技藝的高下，而是誰說真話誰說假話的真心話大冒險！

這的確是冒險，如果你／我是楊邦尼接到這通電話該怎麼辦？更何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愛滋病的隱喻為何，更別提蘇珊．桑塔格都寫下了足以成為傳世經典的《疾病的隱喻》。這根本是個不該／不能問的問題，是要當事人如何回答？承認自己是愛滋患者，〈毒藥〉一文的確是他的個人經驗，同時面對現存社會對愛滋患者的歧視與污名，或許讀者們在不知道「真心話大冒險」這條評選標準之前，可能還不會將作者本人對號入座（因為文學無限的包容性，和免於作者受到道德規訓的寬廣自由），但經鍾怡雯這麼「不吐不快」後，懷疑的眼光難保不會出現。

那說自己不是愛滋患者呢？則讓評審們知道自己文章所寫為虛，是謊言，自然在評選中必定落了下風。這已經無關乎得不得獎的問題，轉變成人格上的誠信問題，簡直教人進退維谷！何況鍾文一出，在網路上也開始出現質疑楊文真實性的聲音，他到底是否說謊？

鍾怡雯在最新的回應〈誠信〉一文中又提：我跟楊常來往的大馬詩人、媒體主任、同志作家求證過：「只是鍾把寫作者的我和散文中的『我』混為一談」，果然是事實。

所以這意味著甚麼？楊邦尼不是愛滋患者，但他靠說大謊奪得了首獎，有違誠信原則。

因為寫作題材的敏感性，楊邦尼不論承認或否認都將使自己陷入兩難局面，說甚麼都不妥，這也直接告訴我們，疾病的隱喻仍然重重罩在我們的社會上。主辦單位的提問（無論有心／無心）外加鍾怡雯的「不吐不快」都使疾病的隱喻逼使他人落入「誠信問題」的陷阱！

對於一個長期關注文學獎的讀者而言，文學獎神話藉由鍾的文章中所揭露的一切不攻自破，如此現實、醜陋且噬血。文學本該是最不受道德教條拘束，最能關懷社會上無聲弱勢的自由載體，如今卻以此為要脅，掐住他人的脖子，逼使他人招供－－為何得以傲慢至此實在令人費解。〈毒藥〉一文幫助人們更了解愛滋患者的處境與無奈，盡力突破貫穿疾病的隱喻，但鍾怡雯這些天的文章和該次文學獎的主辦單位卻反其道而行，至今仍依然故我，不只盲目，簡直足以令文學蒙羞！